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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82宪法还前所未有地规定了国家机关之间权力相互制约的内容。
[14] 这一规定很好地体现了政府职能的辅助性和有限性理念。[38] 又如，《行政许可法》规定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一般期限，同时规定依法需要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疫、鉴定和专家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节规定的期限内。
比如说，社会效果好不好，要看当事人服不服、闹不闹，执法者就只有努力摆平，事实和法律可能就得放在一边了。有意思的是，反对党政一体化的声音此后在官方媒体上似乎消失了。地位日渐提高的政府法制人员对此必定深有体会。[2] 一些研究中国法律的外国学者，也以他们的立场和视角来讨论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和距离。没有政企、政事的彻底分离，政府无法摆脱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问题。
[86] 公民不服选举委员会对选民资格的申诉所做的处理决定，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34] 具体的措施并非全不合理，但整体而言，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缺乏事先确定、可以预期的规则。这是目的与手段之间必然存在的人类工具理性关联所决定的：由于人类具有以推理和行为实现有目的的结果的能力，理性因而被归于人类。
因此，第二序法律关系实际上揭示了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机制，从逻辑上展示了法律关系变化的路线图。3．拆迁阶段的法律关系 一旦房屋被行政机关征收，被拆迁人的财产权就归属于国家，其就失去了基于房屋所有权、使用权而生的权益，只剩下搬迁义务，以免侵犯国家所有权。这一先行程序已经由《条例》中的补偿方案异议、协商制度所体现。在建筑违法的情况下，公民构建建筑的行为实际上既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等所宣示和维护的国有土地管理秩序，又侵犯了国家作为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主体对土地的权利，因此，在公共土地管理秩序维护这一层面上，国家自然可以作为土地秩序维护人来行使公共权力，要求违建人拆除违建房屋，甚至强制执行。
第五，关于暂时权利保护制度。但本文想从法律关系的角度，主要以征收决定为例，阐释为什么针对这类决定，应该提起的是撤销诉讼呢？ 如前所述，权力与责任关系行为是依据行为人自我意志来建立、改变或消灭法律关系的行为。
如果原告不能提出被告已经做出有效征收决定，那么原告的补偿请求就失去了法律基础。三是对法律关系并没有准确理解。为了避免被征收人为解燃眉之急而不得不答应其本不同意的补偿决定，法律应该规定暂时权利救济制度，即政府应当应被拆迁人申请，先行支付条件困难之被拆迁人一定费用，并赋予法院判决先行给付的权力。三、城市房屋征收中所涉及的诉讼救济类型 （一）针对征收决定和确认建筑违法、超期决定的撤销诉讼 征收决定和确认建筑违法、超期的决定都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一般而言要适用撤销诉讼，而现行行政诉讼法关于撤销诉讼已有充分规定，因此本文不打算多加阐述征收撤销诉讼的各种制度。
因此，针对征收决定的行政诉讼类型只能是、也必然是撤销诉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第二序法律关系中的权力以及豁免所蕴含的正是法律主体凭借自身意志改变或免予既定法律地位被改变的能力。前者即公共行政管理行为，后者则是民法上的要求排除妨碍行为。因此，合意征收模式意味着无补偿无征收，征收是补偿的结果，补偿在前，征收在后。
最直接的依据就是《条例》没有采纳第一次征求意见稿中政府和2/3以上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协议之后才开始征收的规定。因此该案的实质与关键是征收补偿，而不是违法赔偿，故法院不能适用赔偿诉讼类型。
[10]也就是说，相反是指主体在法律上与另一主体处于相依关系时，其就同一客体不能同时有截然相反的两个法律地位，只能处在二选其一、非此即彼的位置，比如，李四对张三有义务作某一行为，那么，他对这一行为就不可能有特权，即不可能没有义务，不可能有不作为这一行为的特权（自由）。我国行政诉讼法只规定了重做判决，其内容是要求行政机关启动行政处理程序并作出明确答复，但没有规定给付判决[30]。
这是因为，一来两者毕竟是不同法律关系，一旦产生便各自有运行和实现的逻辑，不可能在物理上予以同步实现。因此，在拆迁阶段，有可能产生政府和被拆迁人之间的赔偿法律关系，被拆迁人得依法要求政府支付赔偿金。即原告通过赔偿诉讼而不是给付诉讼来救济其实质为补偿的权利请求，而法院也通常以赔偿诉讼思维来进行审判。其中一个典型的免补偿事由就是原告建筑乃违法或超期建筑。它只能作为公共秩序管理者来维护秩序而不是作为土地代言人来自我实现权利。那么，在征收过程中，是什么导致产权的丧失呢？是什么导致所有权不能对抗公权力呢？如果从霍菲尔德所界分的权力与责任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就能予以合乎逻辑的解释。
也就是说，作为意思表示形式的行政处分决定或具体行政行为，在严格意义上，是不可能侵犯权利并生成次生赔偿法律关系的。同时，因为第一序法律关系的界定需要官方行动，而第二性法律关系主要取决于法律主体自我意志，故可将第一序法律关系称为法定主义调整的法律关系，将第二序法律关系称为（法律主体）意定主义调整的法律关系[12]。
执行后致人损害的司法判决类行为，之所以用特殊的司法赔偿途径来处理，乃是因为司法行为通常是程序严密之权利处分行为，属于权力一责任关系范畴，不仅涉及司法权威与司法独立，也涉及司法人员之独立，故必须用特殊程序加以处理，以协调人权保障和司法独立、程序自治等价值。换言之，被告政府得基于《条例》第24条第2款主张原告建筑乃违法、超期建筑，从而否定原告的补偿请求权。
即使主权者应当给予适当补偿，这种补偿责任也仅是道德责任、政治责任，无论如何也上升不到法律义务的层面。霍菲尔德法律关系学说。
另一种现象是法院认为纠纷的实职是补偿但在审理时却按照赔偿法律关系的逻辑来审理。这正是霍菲尔德提出相依这一范畴的要旨之所在。其认为，所谓对参加人权利的侵害是指对参加人的现有法律地位作了不利变更，或者为关系人设定义务，特别是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法律义务。比如，政府之所以征收，是为了实现公益，这就必然要赋予政府尽快实现自己的所有权和处分权的特权（自由），而公民获得补偿，其目的在于保护私益，因此在存在暂时权利保护制度、先行给付部分补偿金的机制下，他们可以慢慢充分实现其权益，而无需强求在一定时间内就落实这种关系。
也就是说，要界定张三有没有这样的权利，就要看李四有没有这样的义务[9]。在霍菲尔德看来，权益，亦即广义上的权利实际上可以分为四种，即权利、特权、权力与豁免。
由此，被征收人不能以多数人不同意补偿方案为由否定征收，只能是要求再行制定补偿方案。也就是说，应当给予被征收人通过诉讼、复议等法律途径来否定征收决定的权利，并且规定行使这一权利的时效，同时，在被征收人提起复议、诉讼期间，不应当启动房屋强制拆迁程序。
进言之，事实不是意思表示，也不能用意思表示挽回，而征收行为乃改变法律地位的意志行为，不是物理行为，可以撤销，所以应该以撤销诉讼来加以救济，除非有情况判决的需要[24]。为此《条例》也于第14条和第25条确认了被征收人提起诉讼的权利。
但是，到底是征收、补偿和拆迁，还是补偿、征收和拆迁，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因此，作为这一关系的代理执行者的政府，本身无权变更这一关系，也无权超越这一关系的内容而行动，而只能在进行征收的同时也履行补偿方面的义务。它代表着假如一个主体有权利，它不能关于同一主题事件和同一个人却无权利。从《条例》来看，先补偿后征收并非我国征收过程的运行模式，其运作过程应该是征收、补偿和拆迁。
其实，如前述对补偿法律关系和赔偿法律关系的比较所示，在应该补偿而未补偿的情况下，未补偿、不补偿的行为并不构成侵权法意义上的违法行为，因此法院不应该适用赔偿诉讼类型，更不应该作出赔偿判决，而是应当判决给付。为此，法律应当为房屋征收中撤销诉讼之运作提供必要性与可行性空间，其相应制度安排就是除斥期间和起诉停止执行制度。
这样一来，征收就形成了政府通过征收来落实权力与责任关系生成政府权利（获得房产）与被征收人义务（让渡房产）和政府义务（给予补偿）与被征收人权利（要求补偿）的双重法律关系。但是，这两种法律关系还是有区别的，对于诉讼类型的设计具有基准意义。
换言之，在台湾，行政赔偿诉讼类型并不属于行政给付诉讼类型。而基于前文分析，强制拆除行为乃单纯的执行行为，除非侵犯本源性权利与义务关系，违反对可剥离财产的注意义务，否则就不会产生新的权利与义务关系。